1951年，毛主席曾在一封来信上批示对一个人“永不启用”，是什么人惹毛主席如此震怒?他就是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

戴季英曾是中共早期的高级领导人，早期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且战功显赫，但同时也是一个狂热的“肃反”分子，杀了数以千计的红军指战员，给我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1933年5月，红25军围攻七里坪，以弱对强，粮弹奇缺，战斗十分艰苦，牺牲了不少战士。而身为红25军政委的戴季英却搞起了“肃反”，将红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当反革命捆绑关押起来，严刑拷打，并将他们全部处决。

戴季英随后，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被处决，73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被活埋，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戴克敏、戴继伦、曹学楷也相继被枪毙。

1935年9月，红25军在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会师后，戴季英又将“肃反”的政策与手段带到了陕北根据地，秘密逮捕了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高岗，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等60余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被捕人员一律遭到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

1937年11月，中央派戴季英到大别山新四军第四支队任副司令员，他多次向中央和新四军总部打小报告，诬陷司令员高敬亭，挑拨高敬亭与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的关系，致使高敬亭被错误处决。

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但其对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职务很不满意，不听省委的招呼，多次公开发表与省委意见相左的言论，公然在干部会议上说省委领导是“左”派。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1951年年底，戴季英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攻击河南省委领导，并要求让自己担任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毛主席见信后，大为震怒：“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34年，红25军的部分领导干部。前排右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2月12日作出)，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四大错误：“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1959年11月23日，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7年半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1942年12月《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重新作出结论，其中说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后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于是，对“肃反”负有主要责任的帽子重新戴到戴季英头上。戴季英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真的应了“大隐隐于市”的古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4年4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省级干部待遇，不少人纷纷写信给他，有谈过去的战友情的，有找他作证明的(证明革命经历)，有为他鸣不平的。据说，有人甚至鼓动总书记胡耀邦，要他致信中纪委为戴平反。文革以后，陈先瑞等红25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25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戴季英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仍然表示不接受。戴季英于1997年11月29日在河南省郑州病逝，享年91岁。

1992年11月1日，陈再道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飘扬——纪念黄麻起义六十五周年》纪念文章，公开称呼戴季英为“同志”。这一声迟来的“同志”，表达了老同志对戴季英遭遇的同情，也是拨乱反正的声音。1993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在中纪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张策，在《传记文学》第2期发表文章称：戴季英在“肃反”中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我党一位出色的政治保卫工作者，他没有反党，更没有叛党。他是一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因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成了牺牲品。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张策认为，红25军与中央红军是后来到陕北的，不了解当地情况，被陕甘晋省委的一、二把手朱理治、郭洪涛所蒙蔽。1997年7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收入了“戴季英”词条，称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却有意识地没有配发图片。于是，有的军事历史学者慨叹：难道戴是见不得光的人吗?令人欣慰的是，全书出版时，戴季英还在世。